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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刻羽(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长期以来,GDP增长目标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义。GDP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是一种很便捷的标准。尽管这种标准有不尽人意之处,经济学家对此也一直争论不休,但是,似乎尚无更好的方式取而代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加快发展速度,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全国各地大力发展经济,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一个民族有一个奋斗目标,有努力方向,有奔头,就有干劲。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每年开人代会,全国上下都会有所期待。

  今年关于GDP增长的目标,人代会之前,可能中外双方对此都非常关注,结果出人意料。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开幕时宣布,今年不设立GDP增长目标。总理报告中对于不设增长目标,也做了清晰的说明。道理很简单,由于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将难以维持正常的态势。尽管中国政府抗击疫情措施得当,力度超强,很快控制了病毒的流行。但是,国际上的情况则很不乐观,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寄希望于群体免疫,疫情蔓延之后再实施隔离措施,贻误时机,民众也不配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入度很高,当外部因素导致经贸形势的走向很难确定时,在政策上做出调整,对GDP增长不设定具体的目标,显然是明智之举。当然,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以后是否成为一种默认做法,政府并未过早作决定,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今年确实比较特殊。

  国内的学者对此的看法和分析比较一致,都认为这是合理的。确实,考虑到疫情和外贸形势,实事求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承认外部的不可抗力,有必要改变对于GDP的预期,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强调 “六保”和 “六稳”,力图保障就业和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此事:假设此后不再设定GDP目标,也许未必不可考虑。那将代表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更加重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维度进展,而不是仅仅看重GDP增速的单一目标。

  首先,不再设立GDP增长目标将标志着中国从基于数量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基于质量的模式的转变。重视发展的质量而非数量,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要更加全面地考核地方各级政府的业绩,而不是单看GDP,也早已实行。但是,客观上,GDP是重中之重,衡量也似乎简单明了。这种倾向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应该看到,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当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含金量,要比二、三十年前大得多。所以,现在的6%和当年的8%-10%相比,毫不逊色,按绝对增量计算,过之而无不及。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GDP增速的减缓,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其次,多年来的高增长固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使得八亿人口得以脱贫,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诸如环境恶化、资源的进口依存度增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加大、投资狂热和借贷成瘾等现象。但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性问题很难及时得到调整。例如,在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和2008年由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有关方面和学术界都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立足内需、调整结构等的重要性,但是,在维持高增长的压力下,经济机构的调整也很难及时到位。这次疫情造成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可以转变为对增长模式的重新考虑,可以促使各级地方政府探索新的发展路径,找到新的发展引擎,并且将施政重点转移到改善民生上,努力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此外,在经济增速趋缓的状态下,经济资源将会得到更好的利用,可以用来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注重产品数量。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追求数量是不可避免的。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快速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这是国内普遍持有的观点,从雄心勃勃的地方官员,房地产公司,私人企业家们,甚至公立大学都是如此。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意味着减少了对长期效率投资的关注,同时也减少了对一些短期内没有显著成果的重要研究的投入。今后,要更加注重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是依赖借贷和投入,而是更多地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样可以减轻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压力,维护金融的稳定和发展,从而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的长期发展需要耐心,高质量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不再设立GDP增长目标,重视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的柔韧性,也将会提高中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落实经济转型的目标,即扩大内需,而不是过度依赖出口。近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贸易摩擦的加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亢奋、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强烈反弹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价值、技术含量、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等等,都是关键;这对于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运行是十分重要的。当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能够生产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的制造业产品,将会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与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形成更直接的竞争关系。这种国际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对我国能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考验。

  第四,不再设立GDP增长目标,不等于放松努力。事实上,政府已经或者即将采取的各种措施,都将有利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央坚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是保证中国经济顶着逆风和逆流而上的关键所在。刚刚宣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好例子。赋予海南更大的改革自主权,也必将激励全国其他地方官员强化改革创新的意识。虽然海南自由贸易港所享受的特殊政策不适用于其他地区,但是,这对其他地区的政府深化改革意识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即使在非自贸区,建立相对开放和市场环境充分的营商环境,或者建设像雄安这样的智慧城市等,都是具有长期增长前景的。从微观层面上来说,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烘托人间烟火,让无数充满生机的小市场、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发展起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立刻就会转化成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推动力。

  总之,设不设立GDP增长目标,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设无害,设立也可以,重要的是,GDP增长的目标应该是指导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指导性的目标可以根据变动的情况作出必要的调整,而强制性的目标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的要求。两者哪一个方式更为可取,是不言而喻的。 

  注:本文为网易研究局独家稿件,不构成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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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刻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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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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